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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武漢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
發表日期:2016年6月7日   閱讀:1008次   信息來源:高貴君、馬巖、方文軍

 一、《紀要》的制定背景和經過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大連會議紀要》),較好地解決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面臨的一些突出法律適用問題。近年來,隨著毒品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法律適用問題,部分原有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指導文件對這些問題加以規范。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開展了新一輪調研工作,對各地法院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論證。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分別聽取禁毒工作專題匯報,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分別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印發了《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并下發了貫徹落實分工方案。國家禁毒委員會時隔十年再次召開全國禁毒工作會議,對全面加強禁毒工作作出部署。《意見》及其分工方案明確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為牽頭單位,針對毒品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制定司法解釋或者規范性文件,統一和規范法律適用。

  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精神,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于2014年12月在湖北省武漢市組織召開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為籌備此次會議,在前期調研的基礎上,經深入研究和反復論證,起草形成了《紀要》稿。會前,就《紀要》稿向本院相關庭室、部分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及有關專家學者正式征求了意見。會上,與會代表對《紀要》稿進行了認真討論。各方均原則同意《紀要》稿內容,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和建議。會后,對《紀要》稿作了進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審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專業委員會討論。201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專業委員會第238次會議討論通過了《紀要》。

  二、《紀要》的指導思想、起草思路及與《大連會議紀要》的適用關系

  (一)《紀要》的指導思想

  《紀要》的制定體現了以下指導思想:一是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紀要》分析了當前毒品犯罪的嚴峻形勢,要求各級人民法院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審判指導思想。在犯罪類型方面,既要依法嚴懲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販賣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等源頭性犯罪,又要加大對多次零包販賣毒品、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處罰力度,并嚴懲向農村地區販賣毒品及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在重點打擊對象方面,要堅持嚴厲打擊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該判處重刑和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在經濟制裁方面,對毒品犯罪違法所得的追繳和罰金刑、沒收財產刑的適用等問題作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并強調要加大執行力度。在保障刑罰執行效果方面,對毒品犯罪的緩刑適用作出了規范,對嚴重毒品罪犯的減刑、假釋加以限制。二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確保罰當其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也適用于毒品犯罪的審判工作。《紀要》強調,為充分發揮刑罰功能,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突出打擊重點、體現區別對待。既要嚴厲懲處嚴重毒品犯罪和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對于罪行較輕,或者具有從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也要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以發揮刑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預防和減少毒品犯罪的作用。

  (二)《紀要》法律適用部分的起草思路

  《紀要》的法律適用部分以刑法、有關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為依據,總結了近年來各地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驗和做法,立足解決實踐中反映比較突出的法律適用問題。具體思路為:第一,對一些長期存在、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法律適用問題作出規定。如從販毒人員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性質認定、居間介紹買賣毒品共同犯罪的認定、一案涉及兩種以上毒品的數量認定、毒品共同犯罪人與上下家的死刑適用等問題。第二,結合近幾年毒品犯罪的新形勢、新特點,對《大連會議紀要》的原有規定作出修改、完善。如吸毒者運輸毒品行為的定性、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的販毒數量認定等問題。第三,對《大連會議紀要》印發以來實踐中新出現的、較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加以規范。如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的定性、網絡涉毒犯罪的定性、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非法販賣麻精藥品行為的定性等問題。第四,對目前爭議較大、尚不成熟的問題暫不規定。在《紀要》起草過程中,曾經考慮對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態認定、死刑適用數量標準、犯前罪時未成年的毒品再犯認定等問題作出規定,但鑒于實踐中爭議較大,最終未納入《紀要》內容。

  (三)《紀要》與《大連會議紀要》的適用關系

  《大連會議紀要》對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發的《關于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南寧會議紀要》)等規范性文件的內容進行了系統整理,其中的大部分規定在當前的審判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參照執行。《紀要》對近年來審判實踐中反映較為突出,但《大連會議紀要》沒有作出規定,或者規定不盡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作出了規范,是對《大連會議紀要》的補充和完善。今后,對于《紀要》與《大連會議紀要》的適用關系,可以區分以下幾種情形加以把握:第一,《大連會議紀要》沒有規定,《紀要》作了規定的,或者《大連會議紀要》雖有規定,但《紀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參照《紀要》的規定執行。《紀要》中的多數規定均屬此類情形。第二,《大連會議紀要》已有規定,《紀要》在此基礎上作出補充性規定的(并非修改),兩者配套使用,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問題等。第三,《大連會議紀要》已有規定,《紀要》沒有涉及的,繼續參照執行《大連會議紀要》的規定,如毒品案件的立功、特情介入案件的處理、主觀明知的認定等問題。

  三、《紀要》的主要內容

  《紀要》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對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總體要求,第二部分對當前毒品犯罪適用法律的一些具體問題作出規范。這種體例與《大連會議紀要》有所不同,并不是單純的法律適用指導文件,更接近于2000年印發的《南寧會議紀要》。采用這種體例主要是為了與本次會議召開的背景及會議內容相呼應。

  《紀要》在第一部分傳達了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目標,從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加強審判規范化建設、完善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機制、積極參與禁毒綜合治理等四個方面,對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紀要》在第二部分對當前毒品犯罪審判中的一些具體法律適用問題作了規范。主要包括七類問題:罪名認定,共同犯罪認定,毒品數量認定,死刑適用,緩刑、財產刑適用及減刑、假釋,累犯、毒品再犯,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行為的定性。其中,死刑適用是核心問題。以下對這七類問題分別予以說明。

  (一)罪名認定問題

  1.關于從販毒人員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性質認定。該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實踐中存在爭議,但原有規范性文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有意見認為,對于從販毒人員住所等處查獲的毒品,必須有證據證明是用于販賣才能予以認定,否則應當認定為其非法持有的毒品。經研究,毒品犯罪隱蔽性強、取證難度大,而且實踐中從販毒人員住所等處查獲的毒品多系用于販賣。為嚴厲打擊毒品犯罪、降低證明難度,《紀要》采用了事實推定的證明方法。即根據行為人販賣毒品及從其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事實,推定查獲的毒品是用于販賣。但根據推定原則,應當允許當事人提出反證。反證是指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非販毒人員用于販賣,包括其為他人保管用于吸食的毒品,為犯罪分子窩藏毒品,持有祖傳、撿拾、用于治病的毒品等。販毒人員對查獲的毒品實施的行為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窩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應依法予以認定;販毒人員的行為構成數罪的,應依法數罪并罰。具體而言,《紀要》的規定主要包含三種情形:一是行為人因販賣毒品被人贓俱獲,隨后又從其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二是有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販賣毒品犯罪,但沒有查獲毒品實物,后從其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三是行為人因吸毒或其他違法犯罪行為被抓獲后,查明其有販毒行為,并從其住所等處查獲毒品的。

  2.關于吸毒者購買、運輸、存儲毒品行為的定性。該問題近年來在司法定性上的變化較大。《南寧會議紀要》規定,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如沒有證據證明其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大連會議紀要》對此作了不同規定,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等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查獲的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以其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定罪處罰。但實踐中對如何理解“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存在爭議,尤其是吸毒者運輸毒品行為的定性問題。從《大連會議紀要》的起草過程看,該規定的本意是,當吸毒者運輸毒品數量大,明顯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時,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而不再像《南寧會議紀要》規定的那樣一律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由于“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這一表述較為原則,又沒有寫明合理吸食量的問題,導致近年來各地對此類案件的處理差異很大。有的簡單區分動態與靜態,對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無論毒品數量多少,一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有的根據毒品數量是否超過吸毒者的合理吸食量來區分,吸毒者運輸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但未超過合理吸食量的,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超過合理吸食量的,認定為運輸毒品罪,但各地設定的合理吸食量標準又很不統一,有的為50克(以海洛因為例),有的為100克,還有的達到了200克。據了解,還有個別地方仍在執行《南寧會議紀要》的規定,對吸毒人員運輸毒品數量大的也一律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為減少分歧,《紀要》對《大連會議紀要》的上述規定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一是明確規定了吸毒者運輸毒品行為的定性;二是降低了將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門檻。根據《紀要》的規定,在沒有證據證明吸毒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況下,對其購買、運輸、存儲毒品的行為,直接以數量較大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同時,對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直接以數量較大標準作為區分非法持有毒品罪與運輸毒品罪的界限,而不再另行設置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標準。據此,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未達到較大標準的,不作為犯罪處理;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根據其具體的行為狀態定罪,處于購買、存儲狀態的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處于運輸狀態的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紀要》這樣規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雖然我國對吸毒行為一般不按照犯罪處理,但刑法設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標準時,實際考慮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數量較大視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過數量較大標準的應視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當場查獲,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單純以吸食為目的運輸毒品,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根據其客觀行為狀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具有正當性。第二,我國吸毒人員數量龐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誘因,為從源頭上遏制毒品犯罪、減少毒品流通,應當加大對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故而對吸毒者運輸毒品行為的定性,不應在數量較大標準之上設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標準,否則容易放縱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第三,合理吸食量目前尚難以準確界定,實踐中各地掌握的標準也非常不統一,不利于統一執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數量較大作為區分標準更便于實踐操作。

  3.關于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和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認定。《紀要》的這一規定是對《大連會議紀要》相關規定的補充。《大連會議紀要》規定了為他人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但沒有解決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的性質認定問題。同時,實踐中對《大連會議紀要》規定的“從中牟利、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認定也存在認識分歧。

  (1)關于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大連會議紀要》規定,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以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托購者、代購者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實踐中,部分代購者需要通過運輸方式將代購的毒品交給托購者,但對于為吸毒者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大連會議紀要》并沒有作出規定。對此,主要存在以下兩種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此類行為符合運輸毒品罪的構成要件,應一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對此類行為不應一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而要結合代購毒品的目的加以認定。經研究,《紀要》基本采納了第二種意見。在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況下,代購者為吸毒者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的性質從屬于吸毒者,應當與上述吸毒者自行運輸毒品行為的認定思路一致。據此,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并運輸毒品,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未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不定罪處罰;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在代購過程中被查獲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這樣規定不但有利于嚴厲打擊運輸代購毒品行為,遏制毒品的消費和流通,也便于操作和認定。

  (2)關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認定。《大連會議紀要》規定,代購者從中牟利,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對代購者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紀要》進一步明確了何謂“從中牟利”,即,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其中,“介紹費”“勞務費”是實踐中代購者變相牟利的不同表現形式;“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既存在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行為,又具有販賣毒品的故意,應當認定為販賣毒品罪。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的,才需要根據是否從中牟利判斷能否認定為販賣毒品罪。如果明知托購者實施販賣毒品犯罪而為其代購毒品的,無論是否牟利,均應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代購者從代購行為中牟利、加價或者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無論其為他人代購的毒品是否僅用于吸食,均構成販賣毒品罪。

  對于“代購蹭吸”行為是否屬于“從中牟利”,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多數意見認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蹭吸”的行為,根本上是為了滿足托購者及代購者自身吸食毒品的需求,故不宜認定為牟利行為;而且,如果對以吸食為目的的托購者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對“蹭吸”的代購者認定販賣毒品罪,也會導致處罰失衡。少數意見認為,“蹭吸”也是非法獲利的一種表現形式,尤其對于多次“蹭吸”甚至以“蹭吸”作為代購毒品的主要目的的,應當認定為從中牟利。鑒于對該問題存在較大分歧意見,還需進一步研究論證,故《紀要》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應當結合具體案情慎重把握。

  4.關于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的定性。當前,隨著物流寄遞行業的發展,毒品交易過程中通過郵寄、快遞等方式交付毒品的情況較為常見,由此產生了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紀要》對此作出了新規定,具體包括購毒者和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的定性兩個方面。

  (1)關于購毒者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的定性。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犯罪,對于其單純接收物流寄遞毒品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運輸毒品罪還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實踐中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毒品的行為因購毒者的購買、送貨要求而發生,購毒者與販毒者有通過物流寄遞方式運輸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應當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共犯。另一種意見認為,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運輸毒品的行為應視為其毒品交付行為的組成部分,對購毒者不應再認定為運輸毒品罪,購毒者接收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經研究,《紀要》采納了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為:第一,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向購毒者交付毒品的行為屬于其販賣毒品行為的組成部分,該運輸毒品行為通常由販毒者主導實施,購毒者原則上不應對毒品交付前由販毒者實施的運輸毒品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第二,在當面交付的販賣毒品犯罪中,購毒者通常不對販毒者為送貨而實施的運輸毒品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不將購毒者、販毒者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共犯;同理,在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毒品的情況下,一般也不應將購毒者、販毒者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共犯,否則所有接收毒品的購毒者(包括因吸食而少量購買毒品者)都將構成運輸毒品罪,會造成打擊面過大。因此,《紀要》規定,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一般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但在個別情況下,購毒者對販毒者交付運輸毒品的行為起支配作用或者與販毒者共同交付運輸毒品,購毒者、販毒者符合以運輸毒品罪共犯論處的條件的,可以依法認定。

  (2)關于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的定性。實踐中,部分購毒者會委托、雇用他人代為接收毒品。在代收者沒有實施其他毒品犯罪故意的情況下,其只是代替購毒者實際持有接收的毒品,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當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需要說明的是,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是為了實施販賣、運輸毒品等其他犯罪的,因購毒者通過代收者的代收行為實現了對毒品的間接持有,故購毒者與代收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如果購毒者有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行為的,則應依法定罪處罰,不再對其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5.關于網絡涉毒犯罪的定性。隨著信息網絡的普及應用,網絡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勢,主要表現為利用網絡傳播制毒技術、買賣制毒物品、販賣毒品和組織吸毒等形式。《紀要》對此作出兩方面規定,包括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定性和利用互聯網組織吸毒行為的定性。

  (1)關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定性。《紀要》規定,對于利用信息網絡販賣毒品、在境內非法買賣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傳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構成販賣毒品罪、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這里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構成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要達到相應的定罪數量標準要求;二是“傳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與“構成……等犯罪”中的“等”字,都是為了應對實踐中的復雜情況和將來的立法修改而預留的空間。

  (2)關于利用互聯網組織吸毒行為的定性。對于利用互聯網組織吸毒行為的定性,有意見認為可以認定為容留他人吸毒罪。但多數意見認為,虛擬空間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場所”特征,對此類行為不能認定為容留他人吸毒罪;就其特征而言,屬于組織或者聚眾吸毒行為,但刑法尚無相應罪名。故《紀要》規定,對于在利用互聯網組織他人吸毒的過程中,實施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等犯罪的,可以依法定罪處罰。

  (二)共同犯罪認定問題

  對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大連會議紀要》已經作了一些規定,應當繼續參照執行。《紀要》結合近年來的司法實踐,又對兩方面的問題作了具體規定。

  1.關于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認定與處理。實踐中,對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與居中倒賣毒品的認定容易發生混淆,對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共同犯罪認定、主從犯認定存在分歧認識。《紀要》對這些問題作了明確規定。

  (1)關于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與居中倒賣毒品的區分。販賣毒品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為減輕罪責,往往辯稱自己是居間介紹者,不是真正的購毒者或者販毒者。由于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者與居中倒賣毒品者在罪責和量刑上存在差別,認定時要準確區分。《紀要》從二者在毒品交易中所處的地位、發揮的作用、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有無獲利及獲利方式等方面對其作了區分。具體來看,兩者的區別有以下幾點:第一,在毒品交易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居間介紹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體,在交易中處于中間人地位,對促成毒品交易起幫助作用;居中倒賣者雖然處于毒品交易鏈條的中間環節,但在每一個具體的交易環節中都是一方交易主體,對交易的發起和達成起決定性作用。第二,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不同。居間介紹者對毒品交易行為起幫助作用,在處理上往往認定為交易一方的共犯;居中倒賣者與前后環節的交易主體不是共犯關系,而是上下家關系。第三,有無獲利及獲利方式不同。居間介紹者不以牟利為要件,獲得的報酬來自交易一方或者雙方支付的酬勞;居中倒賣者必然從毒品交易中獲利,是通過“吃差價”方式來牟利。

  (2)關于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共同犯罪認定。對此,《紀要》區分情形作出具體規定,適用時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原則上,居間介紹者受哪一方交易主體委托,與哪一方交易主體存在犯罪共謀,就認定其與哪一方構成共同犯罪。第二,居間介紹者受以吸食毒品為目的的購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販毒者的,不能因為其行為客觀上促進了販賣行為而簡單認定為販毒者的共犯,一般仍要按照購毒者的行為性質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三,居間介紹者同時受販毒者、購毒者雙方委托,為其聯絡、促成交易的,為便于司法認定和處理,一般認定其與販毒者構成共同犯罪;但作為例外,如果居間介紹者與以販賣為目的的購毒者關系更為緊密,且購毒者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認定其與該購毒者構成共同犯罪。

  (3)關于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者的地位作用認定。居間介紹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體,對促成交易起幫助作用,故一般應當認定為從犯。但對個別以居間介紹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在交易中超出居間介紹者的地位,對促成交易起重要、直接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認定為主犯。

  2.關于運輸毒品共同犯罪的認定。對于兩人以上同行運輸毒品的,能否認定為共同犯罪,實踐中存在分歧認識。《大連會議紀要》對該問題沒有明確規定。因其關系到各被告人運輸毒品數量的認定及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問題,故需要加以規范。《紀要》對此作了兩方面規定。

  (1)判斷同行運輸毒品者是否構成共同犯罪的總體原則。《紀要》規定,對于兩人以上同行運輸毒品的,應當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判斷其是否構成共同犯罪:一是是否明知他人帶有毒品;二是有無共同運輸毒品的意思聯絡;三是有無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其中,第一項、第二項屬于主觀要素,第三項是客觀要素。對于同行運輸毒品,但不知道他人帶有毒品的;或者雖然知道同行者帶有毒品,但就共同運輸毒品既沒有事先通謀,在運輸過程中也沒有形成意思聯絡的,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對于有無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可以結合下列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一是運輸毒品的起運地、目的地、路線是否相同;二是交通、生活費用是否共同使用;三是在途中有無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具體行為;四是是否由其中部分人員統一與交貨人或者接貨人進行交接;五是是否共同獲取、統一分配報酬。(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2)受雇于同一雇主運輸毒品但不認定為共同犯罪的情形。《紀要》之所以對此作出專門規定,是因為實踐中對受雇于同一雇主運輸毒品的,容易不嚴格區分主客觀要件就認定為共同犯罪。《紀要》具體規定了兩種情形:一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運輸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雖然明知他人受雇運輸毒品,但各自的運輸行為相對獨立,既沒有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又分別按照各自運輸的毒品數量領取報酬的,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二是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運輸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犯罪共謀的,也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需要說明的是,《紀要》規定不構成共同犯罪的僅限于受雇者之間,雇主以及其他對全體受雇者起到一定組織、指揮作用的人員則與受雇者分別構成共同犯罪,對運輸的全部毒品數量承擔刑事責任。

  (三)毒品數量認定問題

  1.關于一案涉及兩種以上毒品的數量認定。毒品犯罪中一案涉及兩種以上毒品的情況較為普遍,如何準確認定涉案毒品總量,并在此基礎上準確定罪量刑,是司法實踐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大連會議紀要》規定,對被告人一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兩種以上毒品的,不實行數罪并罰,量刑時可綜合考慮毒品的種類、數量及危害,依法處理。該規定沒有明確一案涉及兩種以上毒品的能否進行數量折算,也沒有涉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問題。實踐中,對一案涉及兩種以上毒品的數量認定,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將涉案的不同種毒品按一定比例折算后予以累加進行量刑,但折算對象和折算依據不明確、不統一。也有的地方根據涉案毒品中毒性(或者數量)最大的毒品認定毒品數量,將其他毒品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紀要》明確了應當對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數量折算并累加數量的基本原則。這樣規定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對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數量折算,有利于準確認定涉案毒品數量,科學量刑。二是在關系到能否根據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數量對被告人適用更高幅度法定刑,或者能否達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標準的情況下,進行數量折算更有利于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關于折算對象,海洛因是刑法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常見毒品,《非法藥物折算表》也以海洛因為折算參照物,對海洛因的毒性研究相對成熟,故《紀要》規定將其作為折算對象。關于裁判文書表述,由于刑法對不同種類毒品的數量折算沒有明確規定,故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涉案毒品的種類和數量,并綜合認定為數量大、數量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確表述將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總量。

  2.關于未查獲實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數量認定。實踐中,被告人對于未查獲實物的混合型毒品,通常按照粒數供述,但量刑時考慮的是涉案毒品的實際重量。對于如何計算未查獲實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數量,《大連會議紀要》沒有作出規定,各地的做法也不統一,需要規范。根據《紀要》的規定,在未查獲實物的情況下,根據在案證據證明的混合型毒品的粒數,參考本案或者本地區查獲的同類毒品的平均重量計算出毒品數量,是一個便于司法操作的辦法。但是,由于這種計算方法是為了方便量刑而采用的一種特殊認定方法,所以裁判文書中原則上只表述根據在案證據認定的毒品粒數。確有必要時,可以考慮用括號注明據此計算出的毒品約重。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涉案混合型毒品未被查獲,主要根據上述方法計算出毒品數量的情況下,決定適用死刑應當格外慎重。

  3.關于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的販毒數量認定。針對該問題,《紀要》對《大連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作了修改,加大了對吸毒者實施的販賣毒品犯罪的處罰力度。《大連會議紀要》規定,對于以販養吸的被告人,其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酌情處理;被告人購買了一定數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應當按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的數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計入在內。上述規定在執行中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是以販養吸被告人的認定存在擴大化傾向。一些地方將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一律認定為以販養吸,并根據《大連會議紀要》的規定,在認定販毒數量時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二是對被告人吸食毒品數量的認定標準不嚴。對于被告人購買一定數量的毒品后,被查獲時部分毒品去向不明,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其販賣的,往往僅憑被告人的辯解即認定去向不明的毒品是被其吸食,并從其販毒數量中扣除。因此,有意見認為,《大連會議紀要》的上述規定使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因為吸毒違法行為而在認定販毒數量時獲益,特別是當其購買的毒品數量大,而能夠證明的販賣及查獲的毒品數量小的情況下,這種認定思路不利于有效打擊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

  經研究,《紀要》調整了認定思路:一是改變了適用主體,將《大連會議紀要》規定的“以販養吸的被告人”修改為“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以便于認定。二是改變了認定原則,將認定重心放在“進口”而非“出口”,即,對于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一般應當將其購買的毒品數量全部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數量,并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只在量刑時酌情考慮其吸食毒品的情節。三是提高了證明標準,對于不計入販毒數量的例外情形,要求必須是“確有證據證明”,高于執行《大連會議紀要》過程中實際掌握的證明標準。《紀要》規定的兩種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購買的毒品數量缺乏足夠證據證明的,還是要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二是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購買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販賣的,包括已被其本人吸食、不以牟利為目的為吸食者代購或者被其贈予他人等情形,不應計入其販賣毒品的數量。需要注意的是,不計入販毒數量的不應包括丟失、銷毀等情形,因為被告人如系以販賣為目的購買這部分毒品,無論是否賣出,均應計入其販賣毒品的數量。

  在《紀要》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對于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恰好購買了50克甲基苯丙胺的,應當如何認定其販毒數量?量刑時能否考慮其購買的部分毒品可能被其吸食的情節,而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對此,根據《紀要》的規定,一般還是應當按照其購買的毒品數量(即50克甲基苯丙胺)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并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量刑時只能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酌情從輕處罰,而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適用刑罰。但是,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購買的部分毒品已經被其吸食,而非用于販賣的,可以從其販賣的毒品數量中扣除,并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量刑,這實際屬于《紀要》規定的第二種例外情形。

  4.關于低純度毒品的數量認定及對量刑的影響。該問題也是個老問題,但實踐中各地的認識和做法很不統一。調研中了解到,有的地方仍在執行對低純度毒品按照25%的純度進行折算后認定數量的做法;有的地方提出,對毒品含量極低的案件應當報送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對此,《紀要》強調,應當嚴格執行刑法有關毒品數量不以純度折算的規定,一般均應將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認定為毒品犯罪的數量,并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但《紀要》也規定了兩個例外情形:一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對度冷丁(杜冷丁)和鹽酸二氫埃托啡針劑及片劑要按照有效藥物成分的含量計算毒品數量,這屬于司法解釋的特殊規定。二是為了掩護運輸而將毒品臨時溶于液體的,可以將溶液蒸餾后得到的純度較高的毒品數量作為量刑的依據,這也是司法實踐中普遍接受的做法。(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同時,考慮到不同純度毒品的毒性和社會危害的客觀差異,《紀要》規定,涉案毒品純度明顯低于同類毒品的正常純度的,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關于各類毒品的正常純度,根據相關部門提供的數據,在終端消費市場,海洛因的正常純度為5%-60%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正常純度為50%-99%左右,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正常純度為5%-30%左右,氯胺酮的正常純度為60%-99%左右。明顯低于上述純度范圍最低值的,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是否“明顯低于”正常純度,則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進行判斷。此外,鑒于當前毒品犯罪的嚴峻形勢和社會危害,對毒品含量極低的案件,尚不宜報送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5.關于制造毒品的數量認定。《大連會議紀要》對制造毒品罪的認定與處罰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涉及制造毒品的數量認定問題。制造毒品案件中,現場遺留物的情況比較復雜,可能包括毒品成品、半成品、廢液廢料等,其中通常都能夠檢出毒品成分。如何認定制造毒品的數量,一直是困擾審判實踐的難題。廢液廢料是指不具備進一步提取(提純)毒品條件的固體或者液體廢棄物,能夠檢出毒品成分但含量極低。故《紀要》明確提出,廢液廢料不應計入制造毒品的數量,并原則性規定了有關廢液廢料的判斷方法和依據。

  (四)死刑適用問題

  《大連會議紀要》對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規定,對相對統一死刑適用標準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這些規定總體仍應繼續參照執行。《紀要》對《大連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作出了補充和完善,這些內容大多是《大連會議紀要》沒有規定的,也是對近年來審判實踐經驗的總結。需要說明的是,《紀要》中的死刑均指死刑立即執行。

  《紀要》強調了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政策把握問題,提出在當前形勢下仍要充分發揮死刑的威懾作用,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要堅決判處死刑;同時提出,在毒品犯罪審判中也要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體現區別對待,做到罰當其罪,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需要說明的是,在《紀要》起草過程中,曾經考慮過明確規定一個相對統一的、有一定幅度的毒品犯罪死刑數量標準。但從調研情況看,由于各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差異較大,要制定全國統一的毒品犯罪死刑數量標準,目前條件還不成熟。下一步,各地法院可以結合當地毒品犯罪審判實際,參照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進一步規范和統一當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關于《紀要》中“數量巨大”和“數量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刑法只規定了毒品“數量大”,沒有規定“數量巨大”和“數量特別巨大”。《大連會議紀要》在有關制造毒品和共同犯罪問題的規定中,使用了毒品“數量特別巨大”的表述。為進一步細化死刑適用標準,《紀要》在多處使用了毒品“數量巨大”和“數量特別巨大”的表述。對于其具體標準,各地可以從當地實際出發,參照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毒品死刑案件的情況加以把握。

  《紀要》結合近年來的審判實際,對運輸毒品犯罪,毒品共同犯罪和上下家犯罪,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問題作了具體規定。

  1.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該部分是對《大連會議紀要》相關規定的補充和完善,重申了《大連會議紀要》規定的運輸毒品犯罪的嚴懲重點,并對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作了一些新規定,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首先,《紀要》新增了對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的被告人適用死刑的總體原則。提出要以區別對待、慎重適用死刑為原則,并明確提出決定是否適用死刑時,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被告人的犯罪次數、犯罪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其次,《紀要》對于確屬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并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在《大連會議紀要》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不判處死刑的情形。《大連會議紀要》規定,對于這部分被告人,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紀要》則進一步提出,對于其中被動參與犯罪,從屬性、輔助性較強,獲利程度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這是新增加的內容,目的是進一步嚴格限制受雇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以突出對運輸毒品犯罪的打擊重點。再次,《紀要》明確規定了對“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的被告人不判處死刑的條件。這是對《大連會議紀要》規定的“有證據證明確屬”受雇的突破,吸收了2010年我院辦公廳下發云南高院的《關于審理運輸毒品犯罪案件應切實做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的函》中的有關內容。主要考慮毒品犯罪隱蔽性強,部分案件難以達到“有證據證明確屬”受雇的證明標準,如果在量刑時完全不予考慮,又有悖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故近年來各地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復核此類死刑案件時,也將“不能排除”受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作為慎用死刑的對象。《紀要》明確規定,“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的被告人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的,可以不判處死刑:一是不排除初次參與運輸毒品,二是毒品數量不屬巨大。需要說明的是,“不能排除”并不是無根據的推測,也要求有一定的證據證明,只是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最后,《紀要》規定了多人受雇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強調對不同受雇者應結合其運輸毒品數量、具體犯罪情節、參與犯罪程度、與雇用者關系的緊密性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量刑因素作進一步區分,同時判處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別慎重。

  需要說明的是,“受指使、雇用運輸毒品”的表述源自《大連會議紀要》。在《紀要》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受指使為他人運輸毒品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通常處于明顯的被動、從屬地位,與以牟利為目的受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有所不同,在決定死刑適用時應當進一步加以區分。經研究,該意見確有合理性,但鑒于實踐中個案差異較大,對受指使與受雇用運輸毒品的被告人如何體現區別對待,尚需進一步總結經驗,故《紀要》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紀要》中也體現了根據具體犯罪情節進一步加以區分的精神,如規定對于受人指使、雇用參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其犯罪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予以區別對待。又如,規定對于有證據證明確屬受人指使、雇用初次運輸毒品的案件,被告人被動參與犯罪,從屬性、輔助性較強,獲利程度較低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在今后的審判實踐中,可以進一步總結受指使與受雇用運輸毒品犯罪在社會危害性上的區別,依法、準確適用死刑。(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

  《大連會議紀要》對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適用作了較為原則的規定,對毒品交易上下家的死刑適用則沒有涉及。《紀要》對此作了具體規定,是新增的內容。

  (1)關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能否對二名以上被告人適用死刑的問題較為突出。《紀要》規定,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適用要嚴格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涉案毒品的數量不同,適用死刑的具體原則也有所區別。對于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原則上只對其中罪責最大的一名主犯適用死刑;罪責確實難以區分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但即使二名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也要盡可能比較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判處二人死刑要特別慎重,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判處二人死刑屬于極例外的做法。如果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判處二人以上死刑也還應當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兩名以上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或者個別主犯罪責稍次但具有法定或者重大酌定從重處罰情節;二是判處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

  (2)關于存在未到案共同犯罪人案件的死刑適用。實踐中,此類案件的死刑適用存在的問題較多。辦理此類案件的總體原則是,分清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責,準確適用死刑,并防止升格適用死刑;因罪責不清影響死刑適用的,不應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紀要》規定了三種具體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到案與否不影響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屬罪行極其嚴重的,可以依法判處在案被告人死刑。二是不得因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對在案被告人升格適用死刑的情形,即,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處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歸案后從全案量刑平衡的角度考慮,只宜判處該共同犯罪人死刑的,這種情況下不應判處在案被告人死刑。三是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影響罪責認定,進而影響準確適用死刑的情形,這種情況下也不應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

  (3)關于販賣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適用。辦理此類案件,應當對毒品上家還是下家判處死刑,以及什么情況下可以同時判處上下家死刑,也是實踐中反映較為突出的問題。首先,《紀要》明確了對販賣毒品上下家決定死刑適用時的考慮因素。包括販毒數量、次數及對象范圍,犯罪的主動性,對促成交易所發揮的作用,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其次,《紀要》對買賣同宗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適用問題作了原則性規定。對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由于涉案毒品總量沒有增加,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一般不能同時判處死刑。再次,《紀要》結合實踐情況,進一步明確了買賣同宗毒品案件中判處上下家死刑的一般規則。上家主動聯絡銷售毒品,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一般可以優先考慮判處上家死刑;但并不是一律“殺上家不殺下家”,下家積極籌資,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最后,《紀要》規定,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綜合各種量刑因素,慎重決定能否同時對上下家判處死刑。

  (4)關于人數較多的同宗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同宗毒品犯罪案件既包括涉及同宗毒品買賣、多名被告人互為上下家的案件,也包括多名上下家和共同犯罪人并存的案件。《紀要》提出,對此類案件的死刑適用可以綜合運用前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原則予以處理。

  (5)關于并案審理問題。《紀要》提出,從準確定罪量刑和訴訟經濟原則考慮,對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和密切相關的上下游案件應當盡量并案審理,因客觀原因分案處理的,要注意各案間的量刑平衡,確保準確適用死刑。

  3.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這部分內容也是《紀要》針對近年來實踐中反映較為集中的新問題作出的新規定。

  (1)關于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犯罪的死刑適用。調研中了解到,對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死刑數量標準,一些地方完全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數量標準掌握。但是,根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此類片劑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約在5%-30%之間,而冰毒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一般在50%-99%之間。在數量相同的情況下,甲基苯丙胺片劑所含的有效毒品成分和危害性要小于冰毒,故對前者應當掌握更高的死刑數量標準。經研究,《紀要》提出,對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體可以根據當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確定。例如,對于實際掌握的冰毒死刑數量標準較高、甲基苯丙胺片劑中毒品含量較高的省份,可以適當低于前述2倍標準;對于甲基苯丙胺片劑的含量較低、社會危害較小的省份,可以適當高于前述2倍標準。

  (2)關于氯胺酮犯罪的死刑適用。《紀要》主要作了兩方面的規定:一是規定對涉氯胺酮犯罪案件,符合條件的可以依法適用死刑。主要針對案件性質為制造、販賣毒品,涉及多人多宗犯罪,具有多次、大量、向多人販賣及累犯、毒品再犯等情節的被告人。二是明確了氯胺酮的死刑數量標準。2007年“兩高一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氯胺酮的“數量大”標準是1000克,與海洛因的“數量大”標準是20:1的關系。主要考慮當時氯胺酮的濫用情況尚不嚴重,涉氯胺酮犯罪的社會危害亦不是非常突出。而且,以往對涉氯胺酮犯罪案件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掌握得也較高。《紀要》規定對氯胺酮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第一,近年來氯胺酮在我國的濫用人數不斷增長,已上升至第三位,僅次于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第二,濫用氯胺酮造成的現實危害不斷加大,因其兼具麻醉和致幻效果,實踐中大量的自傷自殘、暴力犯罪及“毒駕”案件多系由吸食氯胺酮引發。第三,制販氯胺酮案件近年來呈迅速增長之勢,有必要加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此外,10:1的比例參考了《非法藥物折算表》中氯胺酮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需要注意的是,《紀要》對氯胺酮死刑數量標準的規定,并不是對氯胺酮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全面調整;目前,對于涉氯胺酮非死刑案件,仍應適用2007年“兩高一部”文件的規定,按照與海洛因20:1的比例掌握。(本文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3)關于其他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由于這些毒品的濫用范圍和社會危害相對較小,有的還沒有定罪量刑數量標準,故一般不宜適用死刑。但考慮到毒品犯罪形勢發展變化很快,《紀要》也規定,對于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且涉案毒品數量特別巨大,社會危害大,不判處死刑難以體現罰當其罪的,必要時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

  (五)緩刑、財產刑適用及減刑、假釋問題

  為進一步規范毒品犯罪的刑罰適用與執行,加大懲處毒品犯罪力度,《紀要》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新規定,包括三方面內容。

  1.關于毒品犯罪的緩刑適用。司法實踐中存在毒品犯罪緩刑適用不夠規范的問題,《紀要》首次對這一問題作出規定,明確了從嚴掌握毒品犯罪緩刑適用條件的原則。《紀要》明確提出,對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適用緩刑,并結合審判實踐規定,對于不能排除多次販毒嫌疑的零包販毒被告人,因認定構成販賣毒品等犯罪的證據不足而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實施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限制緩刑適用。

  2.關于毒品犯罪的涉案財物追繳及財產刑適用。毒品犯罪是典型的貪利型犯罪,應進一步加大對犯罪分子的經濟制裁力度。《紀要》結合2013年新制定的刑訴法司法解釋等相關規定,對下列問題作出規范:一是規定了對毒品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及其孳息的判繳問題。強調要依法追繳毒品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并明確規定了應予沒收財物的具體范圍。二是明確了確定罰金數額的原則及判處沒收財產刑的幅度問題。要求繼續充分發揮財產刑的作用,結合案件和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合理確定罰金數額及沒收財產刑的幅度,既要對毒品犯罪分子給予有力經濟制裁,也要確保刑罰執行效果、避免形成空判。需要說明的是,該部分中“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是新刑訴法司法解釋的原文規定,主要是為了應對實踐中的復雜情況,在此予以保留。另外,對于判處無期徒刑的,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規定“應當”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故《紀要》規定為“可以”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3.關于毒品罪犯的減刑、假釋。《紀要》第一次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對毒品罪犯的刑罰執行問題作出規定,要求對于具有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節的毒品罪犯,應當從嚴把握減刑條件并對其假釋作出限制。

  (六)累犯、毒品再犯問題

  《大連會議紀要》在此方面已有一些規定,《紀要》對《大連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作了補充和完善。第一,《紀要》進一步明確了累犯、毒品再犯情節對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影響,強調要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對累犯、毒品再犯依法從嚴懲處,并具體規定了其中幾類嚴懲的重點。第二,《紀要》規定了同時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情節的刑罰適用及法條引用問題。《大連會議紀要》規定,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對此類被告人是否要重復予以從重處罰,實踐中有不同認識。《紀要》對《大連會議紀要》的上述規定加以完善,區分兩種情形作出規定:一是對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但在量刑時不得重復予以從重處罰;二是對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時的從重處罰幅度一般應大于前述情形,以體現區別。之所以規定為“一般”,是考慮到實踐中存在一些例外情況。例如,對于分別因罪行較輕的盜竊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對其從重處罰幅度未必大于因單一的嚴重販賣毒品罪而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

  (七)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行為的定性問題

  近年來,非法販賣鹽酸曲馬多、安鈉咖、美沙酮等麻精藥品的案件不斷出現。對此類案件如何定性,實踐中存在不小爭議,《紀要》對該問題作了原則性規定。

  麻精藥品通常具有雙重屬性,無論通過合法渠道銷售還是非法渠道流通,只要被患者正常使用發揮療效作用的,就屬于藥品;只有脫離管制被吸毒人員濫用的,才屬于毒品。因此,列入《麻醉藥品品種目錄》和《精神藥品品種目錄》的麻精藥品并不等同于毒品,也并非所有非法販賣麻精藥品的行為都應當被認定為販賣毒品罪,而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紀要》根據販賣對象作出區別規定:第一,對于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進行販賣的,應當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第二,對于出于醫療目的,違反藥品管理法的相關規定,向無資質的藥品經營人員、私立醫院、診所、藥店或者病人非法販賣的,侵犯的是國家對藥品的正常經營管理秩序,故不應認定為販賣毒品罪,符合非法經營罪的定罪標準的,依法定罪處罰。需要說明的是,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向不特定對象販賣麻精藥品,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其是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進行販賣的,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一般不宜認定為販賣毒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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